書寫夢想‧落實生活

「這個世界會好嗎？—向京在台北」是台北當代藝術館首次舉辦的大陸女性藝術家個展。此展集結向京創作中最受到談論的三大系列：「全裸」、「凡人」和「異境」共24件作品。「全裸」系列是以裸女為主題，「凡人」系列是以雜技團為主題，「異境」系列則是以動物為主題。向京以三大系列的作品為鑰匙，為世人開了窗，面臨到「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疑問。

小展場，大文化

向京是繼蔡國強、艾未未之後，第三位被臺灣大力網羅的中國籍藝術家，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石瑞仁表示，兩岸交流是不可逆的趨勢，而MOCA近年以策略性的方式進行主題規劃，邀請對岸重要的當代藝術家來台展出。他也特別提及：「所謂『當代藝術』對大陸內地而言，是一種『中國式』的當代藝術，對此基本相異之處的認知，是在觀賞作品時不能不掌握的前提。」

當代文化在21世紀的數位化及科技整合的潮流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對話與相互融合的境界。兩岸也是如此，地域性的文化未來本就取決於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深化自身文化的認同與再定位。兩岸在當代藝術上的一個共同點是藝術家都在全球與本土的交互中思考，「交互」一詞可引申為交流、互動，兩岸的藝術家都在努力探討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文化挑戰，因此，「交互視象」展現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兩岸藝術家試圖在藝術創作中著重的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

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到今天，那些專注於圖樣化和符號化的群體創作已畫上句點，那些僅透過視覺圖像的移用或轉借進行簡單化處理的流行式詮釋手法也早已過時。作為當代社會文化的真實反映，中國當代藝術家只能透過著力表現中國變化，反映中國現實並呈現中國精神氣質差異性的中國當代藝術，才能引發更大量的關注與更豐盛的解讀。蔡國強如此，艾未未也是如此，接踵而來的向京更是如此。

觀看一個展覽，其實也等於是在觀看其背後的文化。只是，大多數人並沒有太清楚，或者並沒有特別想要搞清楚這件事的意願。在他們心裡，在展覽中的欣賞是一種「看」的行為，實際上並沒有刻意想要從展覽的內容中「讀」到些什麼。於是，第一線的感受成了藝術家與觀者中間相當不多的時間空隙。

筆者相當贊同台北當代藝術館這次邀請向京的舉動，透過作品的串聯與想像，讓臺灣觀者有機會認識向京的創作脈絡，對於文化的交互視象而言，這亦是了解中國身為一個集權的大環境，究竟是如何涵養出一位好藝術家的契機。

雕塑的折射語言

筆者想特別提及的是凡人系列的代表性作品〈凡人─無限柱〉，該作品被放置在展場首當其衝之位，以超越凡人的雜技動作為主體，不斷向上堆疊，甚至穿越MOCA一樓上空的玻璃板，長驅直入二樓的展廳。導覽指出：向京針對當代藝術館的展區空間，量身複製了該作品的一段，橫亙在一二樓之間，僅以透明玻璃為隔板，造型也從原作的十人增加到十五人。

這十五個人遠看是一座「人塔」，近看則發現每人長相、表情、穿著皆有差異。個體造就群體，但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時，個人要服從大局，以集體利益為重，必要時為了集體利益還要放棄或犧牲個人利益。群體合作可以成為一股力量，但大多數時候，群體衍生出來的卻是暴力。

做為一個藝術家，向京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在展間的擺放位置會影響作品形成的潛在暗示。這些觀者會解讀作品間關於位置和各種擺放細節的暗示，進而會對不在場的創作者投以一個只有我懂你的微笑。這是一種高級觀者與創作者之間的遊戲與默契。因此，向京第一眼看到MOCA的展場，就決定複製〈凡人─無限柱〉，將一般觀者眼睛容易忽略同時合理化的諸點放大成一件顯眼的作品，藉機進行反思，並在細膩呈現人物細節之餘，巧妙地將社會的結構縮影成肉眼可見的形體，暗喻人在社會不同階層、權力結構中的處境，以及與他者的互動關係。

不是當代人，不言當代詞

1968年，向京出生在北京，不偏不倚地跌進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火熱上映裡。這段經歷不僅破壞了文史本身的結構，同時，它也把人與人之間的倫常徹底黑暗化。讓人惋惜的是，文史的紀錄可以透過殘片努力拼湊，但無法進行拼湊的人性與歷史試圖進行療傷的陣痛卻已經籠罩在如向京這般年紀的中國當代藝術家的記憶中，成為一段難以擺脫的記憶。這樣的成長背景，再加上中國的環境從上個世紀末到新世紀的強烈躍進，不難想像向京會把展覽主題訂為《這個世界會好嗎？》。也的確是只有6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才能從環境切身地體察到人文素養的深度與傷痕。

「這個世界會好嗎？」原是清代官員梁濟與次子梁漱溟談話中的提句。梁濟在清末的官職不高，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辭官居家，雖然是清朝遺官，但梁濟也深知清代的貪腐不振，自然對民國有所期望。因此當次子梁漱溟活躍於反清的京津同盟會，梁濟也未阻擋。但新社會卻也沒有帶來梁濟心中嚮往的新氣象，對梁濟而言，「國性不存，國將不國」是無法忍受的。於是，1918年11月7日，梁濟在自殺前三天詢問已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次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回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走的」。梁濟回「能好就好啊」。說罷便一語不發地離家。三天後被發現投積水潭(今北京靜業湖)自殺。而在梁濟去世九年後，另一位遺老王國維也在昆明湖投水自盡。從這兩筆個案中，可看出這些所謂「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殉清，與其說是對前朝的效忠，不如解讀成對民國的失望，他們都是文化中國的陪葬。

筆者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家在創作中最大的精神食糧，在於懂得反芻與重生歷史，那是一份需要歷經環境的淬鍊，才能得到的內心安頓。在《這個世界會好嗎？》展覽中，向京用三個看似毫無關係的段落作品面向來緩述想法，台灣當代藝術館大陣仗引進第三位中國籍藝術家，可見也希望藉由這場文化的交互流動能夠讓兩岸的文化彼此作用之下，撞擊出不同的火花。

寫於2013/10/06

(向京，取自當代好藝術)